公祭日前夕的相聚

12月12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3日，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此举行。 南方日报记者 吴明 摄

历经苦难之后 他们为和平而来

年幼时，阮定东都活在冰冷刺刀的威胁下。

如今，垂垂老矣的他，坐在椅子上复述那段噩梦般的记忆，手不自觉地攥紧。

这是12月12日，第二天是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往事像一根丝线，把他们聚在一起，如今他们也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幸存者。

82年已逝，硝烟渐散，不少当年亲历者已故去，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仅存78人。

但往事并不如烟。

苦难过后，还有无数人在为之奔忙，只为前事不忘，只因历史永存。

爷爷的名字被刻上墙

南京大屠杀那年，阮定东还在襁褓中。

那天，爷爷阮家田带着全家逃难至燕子矶江边时，被日本兵刺伤了大腿及腹部，因伤势过重，不幸逝世。

被战乱改变的生活，也影响了阮定东的人生选择。从小，他就有要当兵保卫国家的志愿，满了18岁后，阮定东参军到了部队，19年后才回到家乡。

2013年，纪念馆将爷爷阮家田的名字刻上了遇难者名单墙后，全家从此有了祭奠亲人的地方，也了了阮定东的心愿。

从2013年至今，通过4次公祭日活动，阮定东与许多幸存者有了更多的联系。最让他感触的，是常志强的故事，“每次说起他的故事，我都忍不住要流泪啊。”

阮定东常常告诫后人，要了解这段历史。这次，他叫上侄孙阮超陪同他参加公祭。

第六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一天下午，阮定东见到了其他的幸存者。由于年事已高，即便都在一个城市，每逢有纪念活动时，大家才能见上一面。

已经96岁高龄的王义隆，对于往事，难得再提起一次。如果没有人问，他从不主动回答。

在这场难得的聚会上，他才缓缓张口。“这里被日本人砍了一刀。”摩挲着衣角，他讲起自己的遭遇。

1937年，王义隆一家在建业路开烧饼铺，当年8月开始，日军飞机不加区分地对南京进行狂轰滥炸，整座城市危机四伏。

有一天，王义隆出去买米，不幸被日军发现，日本兵随即就是一刀，砍在王义隆的头上，他的脑部至今仍留着那一道长长的刀疤。

“现在我也没什么心愿了，活到这个岁数，该干嘛就干嘛。”王义隆说。

12月13日零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附近街道依旧路灯通明。再过几个小时，阮定东、王义隆，将和其他幸存者一起，到此参加公祭活动。

“我的母亲是英雄”

12月4日，79岁的陆玲又来到南京雨花墓园，当天是陆玲母亲的忌日。2004年12月4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离世，时年86岁。

“巧的是，这一天，也是大屠杀时母亲进入安全区的日子。”陆玲摇了摇头，“可能这就是冥冥之中注定吧”。

不到60平方米、旧式格局的老房子里，来了四五个人便显局促。陆玲2004年搬到这里。陆玲很遗憾，可惜妈妈没能住进来。

聊起母亲，陆玲顺手从身后的柜子里拿出来一张打印的旧照片。那是1951年，《新华日报》登载的李秀英和陆玲姐弟的合影，标题是《英勇不屈的母亲》。

看着陆玲的眉眼、神态，和她操着浓浓的南京口音，就如同照片中的李秀英坐在眼前。

事实上，李秀英的故事早已广为人知。82年前，7个月身孕、只有17岁的李秀英不堪受辱，与3个日本兵殊死搏斗，身中37刀后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她成为那段悲惨历史最有力的见证人。

“她这一生太不容易了……”真正意识到母亲在南京大屠杀时期遭的罪，还要等到陆玲上小学的时候。1951年，害羞的陆玲拽着母亲的衣角，第一次跟着母亲去学院里作报告。

台上，母亲讲着讲着就痛哭流涕，压抑多年的委屈在众人面前爆发，台下的听众也哭成一片，陆玲好像第一次认识母亲。

“谈一次，就哭一次。”姐弟中，她最常听母亲的故事，也最能感受母亲的悲伤。

母亲把她当作了“后继者”。除了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奔走宣传，李秀英以战争受害者的身份，勇敢地站出来与日本政府打官司，这一路上，陆玲一直陪伴着她。

李秀英离世后，陆玲找到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踏上了她的赴日作证之路。

“在我眼里，她就是英雄。”陆玲说，母亲坚韧勇敢的性格一直影响着她。

眼下，她还经常拿着笔复述母亲的故事——一盏台灯，涂涂改改的稿纸，笔下都是陆玲对母亲深深的思念。

据统计，1994年以来，累计有55名幸存者赴日证言，由于老人年事已高，受身体条件所限，无法继续赴日作证，很多像陆玲一样的人接过了上一辈的责任。

■链接

“它们无法用钱衡量”

——29520名访客的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

29520——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门口显示屏上，实时更新着今年以来的来访人数。

创立者吴先斌是一位民营企业家，在南京经营着一家装饰工厂。博物馆2006年开业时，里面装满了他个人四处收集来的南京大屠杀相关藏品和书籍。

在最初的40多年里，历史真相被蒙上厚厚灰尘，鲜有人知道或提及在南京发生的这桩惨案。直到上世纪80年代，相关工作才全面展开。

眼下，在他看来，有两件事情是他多年工作中不能懈怠的，其中一个就是文物和资料的收集，“它们是无法用钱衡量的”。

相比文物，吴先斌更重视口述史，“文物我今天不买，它还存在于世界上，但老兵口述史不一样”。吴先斌和他的团队采访的老兵中，年龄最大是112岁，最小也有80多岁。采访要跑到全国各地，“去年全年，两辆车加起来跑了4万多公里”。

通过这样的“抢救式”访谈，他们接触到了2000多名老兵，形成的影像资料达到三四千小时、文字约2000万字。这些老兵口述史，也会被捐至其他博物馆，例如南京保卫战老兵口述史，就被无偿捐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随着博物馆的积累增多，社会期待值的增加，吴先斌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专门学习了专业的陈列知识：“博物馆一定要有自己的味道，要让人看得下去，让历史在这里沉淀下来、传播开来。”

南方日报记者 曹嫒嫒 发自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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