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财政的根本困境

今天，我们继续介绍刘守刚老师的《中国财政史十六讲》这本书。 昨天我们讲的是，中国税收发展的主线。今天我们来看另一个问题，中国古代财政税收最根本的困境是啥？

是缺钱吗？不是。中国历来是一个大国，和其他文明横向对比的话，中国统一王朝的财力是非常雄厚的。这一点，施展老师在他的《中国史纲50讲》里面讲得非常透彻了。

农耕地带，税收的成本很低，能聚集起来的财富总量也很大。那还有啥困境呢？农耕文明的财富特征是刚性太大，弹性太小。毕竟是靠天吃饭，土地上的产出是相对固定的，这就塑造了中国历史的一系列特征。

首先一点，中国王朝的财政就是一种“量入为出”的财政。财富总量就那么大，所以，一个时代对应的帝国政府的职能就只能那么多，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这和西方古代商业社会的财政原则就不一样了。

西方商业社会，可以“量出为入”，需要办多少事就收多少钱。为啥？因为商业和对外战争，完全可以在市场和战场上把花出去的钱收回来，他们的财政状况弹性很大。

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理解了——

为什么中国古代文明对外扩张的动力不大？王朝再强大，财政税收也是它的制约因素，有这根线牵着，风筝怎么也飞不远。中国人每年的收入是有限的，对外战争的收入是不稳定的。

为什么儒家对皇权的约束能力那么强？因为钱就这么多，用途也都事先定好了。皇帝虽然权力至高，但实际上可任意操作的空间并不大。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它也带来一个问题。

量入为出、轻徭薄赋的财政制度，应付帝国的日常状态没有问题。但是，当危机到来，需要大幅增加政府开支的时候，怎么办呢？

危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部悄悄生长的因素在耗尽财政资源。

举个例子，明太祖朱元璋对自己的子孙非常照顾，一辈子啥活不用干，就可以从国家领俸禄。刚开始，这一大家子吃国家财政，能吃多少钱？所以这不是个多大的问题。可是，到了二三百年后，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据徐光启推算，明代皇族每30年人口涨一倍，朱元璋的时候是五十八人，到永乐年间，涨到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涨到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年间涨到八万多人。到明末，则有一百多万人。

那种“量入为出”的国家财政当然就不堪负担了。

还有一种危机是外部危机，比如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那就要大幅增加军费。钱从哪里来？这也是农耕国家的刚性财政负担不了的。宋朝和明朝的灭亡，都可以找到这种财政上的原因。

那你说怎么办？解决思路之一，就是找到弹性的税收源头。既然土地出产是刚性的，那什么是弹性的呢？

在农耕社会，最大的弹性收入，就是所谓暴利性资源商品，主要指的就是盐和铁，后来又有茶叶这类成瘾性商品。在历史上，这些商品都是由国家专卖，原因就是它提供了财政上的弹性。

可是这种商品也有一个难题，放在政府手里经营吧，效率实在太低，收入有限。放给民间经营，然后政府收税吧，效率是提上去了，但是危险也大增。

毕竟，谁控制这些暴利性资源，谁就能轻松获得巨额收入。私人拥有巨额收入，既可能成为对政权的威胁，也可能成为豪强势力，导致社会失衡，激化社会矛盾，比如清末的盐商。所以，这个解决思路也不靠谱。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那既然刚性税收是一个基本困境，那就应该向西方学，发展商业，而不是像中国古代政府那么愚昧，搞了几千年的“重农抑商”，把自己财政弹性搞得那么小，危机来了没钱花，这不是自找吗？

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在庞大的中国引入商业，正如我们前两天讲到的，它会引发一正一反两个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如果社会管理能力不升级，比如引入议会制，建立强大的远洋舰队等等，商业税收根本就收不上来。

第二个影响是，如果这套能力建设完成了，可以收上商业税了，那也就意味着社会结构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想想，这一定是好事吗？或者问得更准确一点，在古代社会条件下，这一定是好事吗？不一定。

商业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网络，是一种不断处于变动中的扩展秩序，这句话很重要。它是一个网络，所以它就不可能单独生存。商业社会的兴衰是取决于周边环境的，取决于它在网络中的位置的。网络一变，一个商业社会的生存条件就变。

它是一种变动中的扩展秩序，这意味着，一个商业社会要么就在扩张中，要么就在萎缩中，它很难保持稳定。

人类古代历史上的商业社会，发达的时候如烈火烹油，衰落的时候如大厦将倾，文明的稳定性很差。

你看，丝绸之路上那些曾经发达的绿洲国家，著名的像楼兰古国，而今文明都灭绝了。再比如我们中国的那些著名的商业城市，比如扬州，原来在运河的商业网络中，极尽繁荣，但是运河一衰落，扬州的衰落就是定局。

其实西方文明也是这样。罗马帝国的内部商业非常发达，但是一旦崩溃，就再难复兴。很多人都看过前些年那部著名的纪录片《大国崛起》，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西方大国崛起和接力赛一样，一个国家崛起之后衰落了，就再也不会复兴？

因为航海和商业都是复杂的协作体，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人们之间的协作关系。这种复杂的协作关系一旦被战争等等强大的力量摧毁，几乎很难在原地重建，因为很难确保原来的种种复杂条件都能恢复，帝国也就由此分崩离析、消失在历史中。

再来看我们中国，农耕经济虽然看起来有种种缺陷，比如我们今天讲的，财政的弹性非常差。但是它结构简单，生命力极其顽强。上一个朝代灭亡以后，只要新王朝给小农家庭配置了土地，经济和社会结构很快就会重建和恢复，帝国也由此复兴。

我们经常自豪地说，我们中国是世界各个文明中历史延续性最好的。不管乱成什么样，总能再次复兴。你看，农耕经济，既给我们的文明带来了根本性的困境，也带来极大的好处。

听到这儿，你再来评估，在古代社会条件下，农耕和工商两种经济样式，稳定性大和弹性大两种国家财政，我们到底要哪一种？这个答案可能就不好回答了。中国古代国家向来重农抑商，这是否一定是一个错误？这个问题也变得复杂了起来。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有个疑问，今天的话题是——中国古代财政的根本困境。那说来说去好像也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啊。

对，英文单词，Question和Problem我们都翻译成“问题”，但这实际上是两种类型的问题。

Question是可以有答案的问题，而Problem则是一种困境，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找答案，但是又永远不会有终极的答案。

中国古代的国家财政，有它的problem，根本困境，历朝历代的能人都试图解决，也都不能根本解决。但是，如果从大尺度的历史来看，我们的祖先，还是交上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好，这个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刘守刚老师的《中国财政史十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