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羁縻四夷，怀柔远方”——史话明代与“日落之地”欧洲的关系

明朝与欧洲国家的接触始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之后。史载,郑和下西洋之后,西方就有一个叫"日落国"的国家"入贡"。据考证,这个"日落国"指的是"欧洲之地",具体来说即罗马教皇国。

从此,明朝与罗马教皇国建立起了外交关系,明廷授予罗马教廷以勘合文册。明朝使者在宣德年间出使过罗马,使者很可能是从第七次下西洋的郑和船队分派出去的。弘治六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曾遣使来华。也就是在郑和下西洋及稍后的一段时期,欧洲从落后中迅速崛起,在从地中海到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广大地区,发展起了商业、金融和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当郑和一行到达非洲东北角时,欧洲航海家亨利的船队也正在沿摩洛哥海岸向南航行。

在郑和结束下西洋的半个世纪后的1488年,迪亚士发现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了印度,开辟了欧亚间的新航路。从此,欧洲人可以直接驾驶自己的船只来到东方,不必再经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商船中转了。

16世纪初,葡萄牙人第一个来到中国。其时,葡萄牙人已占满剌加,葡萄牙驻满剌加总督以国王的名义正式委派皮来资为使节来华。皮来资谎称是满剌加的使臣,准备接受明武宗的召见,后来事情暴露被驱逐出境。

此为中葡第一次官方接触。当时有一些葡萄牙武装商人像倭寇一样企图武力占据中国海岛,直接威胁到中国海疆的安全。正德、嘉靖年间,明军曾与盘踞在广东屯门、浙江宁波双屿和福建诏安走马溪的葡萄牙人交战,将他们驱逐出去。其中一股逃到广东沿海后占据了澳门,"增缮周垣,加以铳台,隐然敌国"(事尚宾《郭给谏疏稿》)。

澳门逐步沦为葡萄牙人在远东的商业据点。同时,欧洲传教士也通过澳门这一跳板,踏上了中国土地。他们不仅带来了《圣经》,而且还带来了最新的世界地图以及代表欧洲最新科技成果的钟表、天文仪器等。这些传教士有的进入南京和北京,和中国高层次的士大夫进行了密切的接触。一些中国士大夫接受了那些先进和有用的科技,并在实践中有所应用,有的则成了天主教徒。

继葡萄牙人而来的是西班牙人和荷兰人。1598年,西班牙驻非律宾总督派人来到广东,要求通商。他们的要求被拒绝后,便将船队移泊珠江口的虎跳门,妄图长期占据。他们被驱逐出虎跳门后继续沿海北上,1626年在台北鸡笼(基隆)登陆,修筑城堡固守。

1629年又到淡水建立城堡,以鸡笼和淡水为据点,不断骚扰航行于台湾海峡的中国商队。1604年,荷兰舰队第一次登上了澎湖岛,在那里伐木建房,准备长期占据。后被明军赶走。162年,荷兰武装商人卷土重来,再度占领澎湖。这股武装商人再一次被明军赶出澎湖后,并没有远遁,而是登陆台南,在台南建赤崁城以自据。这样,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一南一北,分别侵占着台湾的南北港湾,对中国的海疆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后荷兰人把西班牙人赶走,独霸了台湾。直到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为止。

总的来说明朝的对外政策多承袭汉唐,以陸邻友好、互不侵扰作为总方针。当然,那时所谓的"外交"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外交,而是以华夏为中心"羁縻四夷""怀柔远人"的手段。四夷称臣纳贡、中央册封赏赐是其主要内容。

与这种外交政策相适应的"朝贡贸易"也是"厚往薄来",以损害中央的经济利益为前提。但在实践中,且发生经济利益过度倾斜,往往又导致外交关系的萎缩。明朝的外交事务始终由中央礼部统摄,具体的办事机构是该部的主客司、鸿胪寺和行人司等。礼部仪制司和精膳司也兼涉一部分朝贡事务。隶属兵部、负责贡物转送以及互市贸易的会同馆,在明中期以后也转入礼部。东南沿海地区以及京城、辽东、陕西、山西、广西、云南等周边地区的地方政府也参与一些外务活动。

在一些涉外口岸设有市舶司(但该司发挥的作用有限)。此外,明代外交机构还根据现实需要进行了不少改革和创新,如创立了专职的翻译机构四夷馆等。

欧洲殖民者的东侵,对明代的中外关系产生了两大方面的影响。一是由于欧洲殖民者陆续将一些本来向明朝入贡的国家变成了殖民地,以致到了明代中后期,通过海路来贡的国家越来越少,直至完全绝迹;二是这些欧洲人在外交关系上不愿意纳贡称臣,而是要得到"平等国家"的待遇(后来反而把中国当成了未开化需要拯救的国家),极大地冲击了中华即天下、四夷均是臣服于中华的藩属国的外交概念,尽管当时的国人还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