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杀降多少太平军，晚清‘苏州杀降’事件

晚清‘苏州杀降’事件

　　没这么夸张

　　事情是这样的：苏州保卫战里的二哥是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名字：戈登，“洋枪队”（满清美其名曰“常胜军”）第三任管带，在中共历史课本里是双手沾满太平军鲜血的刽子手（“恶贯满盈的戈登在喀土穆被苏丹起义军打死”）；背信弃义的大哥则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晚清重臣李鸿章，时任江苏巡抚，非常欣赏而立之年的戈登少校：

　　“看这个英国人战斗，真是疲惫的眼看见美景，沉重的心喜获甘露……如果有什么能和曾国藩的学识一样让我敬佩，那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指挥才能。”

　　1863年11月中旬，苏州保卫战激战正酣。素与苏州太平军主将慕王谭绍光不和的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跟江西赣镇总兵程学启秘密定下降约，后者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戈登居间做保，双方都认为他最讲信用。纳降得到了李鸿章的认可。

　　12月4日，郜永宽刺杀谭绍光，李鸿章顺利拿下苏州，摆下鸿门宴杀了八个降将。与此同时，淮军在城内大开杀戒。与电影中表现的一样，已经解除武装的数万太平军将士被屠杀。戈登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提着洋枪到处找李鸿章，要和他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无果。

　　戈登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苏州还给太平军。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撤回洋枪队。

　　杀人如麻的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这点“小事”会激起老外如此强烈的反应，酿成重大的外交事件，只得四处疏通、上下打点。朝廷赏赐下来，戈登被封提督，赐穿黄马褂，戴孔雀花翎。戈登向英国公使布鲁斯提交辞呈，被再三挽留。戈登拒绝接受李鸿章的万两白银的赏金，和朝庭的一系列封赏：“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抛开战争的是与非，“杀降”事件引发的满清外交危机，是两种文化观念撞击的必然结果。英国的崛起，端赖1215年制定的《大宪章》和建立在契约文化上的公民社会。没有什么比背信弃义更糟糕的事情了。

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做了哪些行动？

1862年（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

1863年（同治二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于上海，是其创办洋务之始。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这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5]

李鸿章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1864年（同治三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清廷赏骑都尉世职。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

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1863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显然比曾氏高处一筹。

太平天国的将领宁愿被俘惨遭凌迟，却很少选择自尽，这是为何？

太平天国的将领所信奉的教义不允许他们自杀

李鸿章剿灭太平天国取胜的原因

　　平定叛乱，不仅仅是军事仗，政治仗还是一场文化仗，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又是怎么完成文化仗的呢？

　　曾国藩撰写的“讨逆”檄文中，指斥太平天国以耶稣新约之说取代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从而把自己的行为，与捍卫中国文化和“国脉”的“道统”联系起来。

　　曾国藩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梁启超对曾国藩有这样的评价：“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如此高的评价与赞佩，在梁启超对近人的态度中是不多见的。现代史上的一代枭雄蒋介石，也是曾国藩的崇拜者，不仅自己熟读曾国藩的诗文著述，并以之为修身行事的准则，还教育儿子蒋经国“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这最后一句，无疑是认为曾国藩的家书家训和文章翰墨是超越时代、立言立德立行和齐家治国的永恒经典。同样，与蒋介石斗争二十几年并最后把他赶到几座海岛上的一代天骄毛泽东，在诸多方面与蒋介石都是水火难容你死我活，但在敬佩曾国藩这一点上，却表现出惊人的同一性，早年毛泽东对友人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这“独服”表达的是对曾国藩言行的价值认同。毛泽东也是熟读曾国藩文章翰墨并受其一定影响的，后来在革命夺权中为人民军队制订的军纪军规的若干条目，就有与曾国藩为湘军订立的条目有接近乃至相同之处。

　　1949年以后，随着对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农民起义和革命的历史作用与意义的充分肯定，史学界和一般时论对曾国藩进行了新的历史定位，“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和清王朝的封建帮凶，成为评价曾国藩的不移之论。可是，正如俗谚所谓“风水轮流转”，近些年对曾国藩的评价又几乎来了个大颠倒，曾国藩的包括家书家训在内的各种选集和文集成为图书出版市场的一大热点和卖点，各行各界阅读和崇拜曾国藩的大有人在，连应试压力沉重的中学生阅读长篇小说《曾国藩》的也不乏其人，据说在党政干部队伍里阅读曾国藩的家书著述以为借鉴者更是所在多有，几乎成为一种“风尚”。我就在一次集体性的外出考察中亲见一位年轻有为的厅级干部，在车船劳顿之余孜孜不倦读“曾书”的情景。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的沉浮荣辱褒贬臧否，真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尤其像曾国藩这样复杂而又大有影响的人物，真个是一言难尽，欲说还休，令人有“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感慨。

　　我不是“追曾族”，但不否认曾国藩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的重要与复杂，更正视曾国藩的言行对近代以来诸多伟人枭雄和芸芸众生产生的深远影响。不过，读完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联系历史上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不由得产生了疑问和困惑：饱读圣贤书、以“忠信笃敬”律己律人、信奉儒家仁者爱人的恂恂儒者曾国藩，为什么又是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曾剃头”?二者在他身上是如何统一和沟通起来的呢?

　　曾国藩本是湖南湘乡的耕读缙绅之家的子弟，六岁入私塾，十六岁外出就学于湘乡涟滨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二十三岁在湖南乡试中举后往北京参加会试，两次失败后终于在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直至任礼部右侍郎。在京期间他苦读古文，圈阅二十三史，拜高官大儒为师，精研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并以继承和中兴桐城派的道统与文统为职志。太平天国起义后挥师两湖两江期间，曾国藩以丁忧在籍身份奉命兴办团练乡勇，开始了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出兵之际，曾国藩亲自撰写和颁布的“讨逆”檄文中，指斥太平天国以耶稣新约之说取代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从而把自己率兵为清政府讨伐汉族“反民”的行为，与捍卫中国文化和“国脉”的“道统”联系起来，使之具有了护国、护法与护教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据后世的研究者说，曾国藩的这一“师出有名”的“招法”是颇为有效、相当高明和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我们知道，满清入主中国之后，一方面对满汉之大防看得相当重要，满汉之间的界限和地位划得相当清楚;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文化固有的华夷之辨、以及由此把满族归类为“夷狄”的所有“忤逆”言行，极尽打压之能事。为此，清王朝大兴文字狱，所谓的康乾盛世也是莫须有的文字狱鼎沸之际，由乾隆爷举事作为其文治武功标举，且被后来人盛赞的《四库全书》的修撰，目的也是为了芟除中国典籍文化里所有不利于“夷狄”统治的部分，其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远大于建设。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对那个湖南籍的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造反的秀才曾静的“循循善诱”，把二人的对话编为《大义觉迷录》并派人到处宣讲，目的也是为了剪除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华夷之思，强调满族也是华夏之正统。曾国藩把自己受朝廷之命兴兵讨逆的行为说成是保卫孔孟之道和中华文化，而不仅仅是保家卫国，这对一般大众和知识分子是具有相当号召力的，把带领汉族兵勇打击另一伙汉族为主体的起义军队、保卫清王朝统治所可能引发的华夷之辨巧妙地回避掉。同时，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说成是信奉耶稣新约而拒斥孔孟的忤逆之徒，这在法理和逻辑上实际把太平天国划入了“夷狄”。历史和逻辑在这里掉了个个儿：曾国藩及其湘军维护的、本来属于真正“夷狄”的清王朝成为华夏正统和道统的代表者，而以汉族为主体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者则成为夷狄之属，华夷之辨以如此的面貌出现在清季上演的这出历史大戏中。

　　既然对方已经是不齿于中国的夷狄，所以，战争中和战争结束时，曾国藩及其湘军对被俘的太平军将士一律“剜目凌迟”，绝对不讲儒家的“仁义”和“仁者爱人”，不讲温良恭俭让，不实行“仁政”，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这表面上看似乎矛盾：曾国藩饱读圣贤书，崇奉孔孟之道，标榜仁义敦厚，倡导礼仪教化，是大儒仁者，却又杀人如麻，对同是中国人的敌人极端残酷——残酷得连帮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军的洋枪队的英国军官都有非议。曾国藩的行为似乎体现出双重人格，其实不然。就像曾国藩对英人解释虐杀俘虏是中国国情和文化、无碍仁政一样，曾国藩的大儒仁者形象与杀人喋血的“曾剃头”形象，不是性格的两重性而是滋养曾国藩的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两重性，是儒家文化的二元结构决定的，并因此成为文化和国情的题中应有之义。

　　余生也晚，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的时候还是个青少年，听广播里天天连篇累牍地批判孔子，说他满口仁义道德，仁者爱人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可是一做了鲁国司寇，就诛杀了持不同政见的少正卯。那时“四人帮”的歪理邪说整天价灌输，民间里实很反感，这逆反心理使我以为“四人帮”又是在胡说，孔夫子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及至“四人帮”倒台后上了大学，看了史书后方知历史上确有其事。当然，这不是说“四人帮”的出于政治目的的污蔑性的批孔是正确的，他们不过是利用这件真实的历史事件另有图谋而已。在大学课堂上，从《论语》到《孟子》到各种典籍，那些学富五车的教授尽情讲解，我们怀着崇敬之心恭听和学习，感到那个不断谆谆教诲弟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泛爱众的孔圣人，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一朝权在手就铲除异己的孔司寇联系在一起。但此后随着读书稍广年事渐长，对这样的事情也就有了文化意义上的理解。所谓从文化上理解，是指了然了儒家文化的二元性：一方面提倡仁者爱人、温良恭俭让、兼善、泛爱众，一方面，又在上智与下愚、大人君子与小人妇女、治人者和治于人者之间，作了严格的界定和“阶级划分”，其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仁义爱人之道是不轻易施予下愚和被治者之流的。这上智与下愚、治人者和治于人者、正统与非正统、礼仪之邦与化外蛮夷的区分，在种族、民族与国家关系上就演变为华夷之大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潜台词就是：这“心异”的化外夷狄，未受文明之光普照和洗礼，不仅非我族类，实质也非文明之人类，说严重点与禽兽等类。因此，对这类夷狄的诛杀打击残酷迫害，自然无伤仁义之道，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仁义或仁政施予的对象。这样的思想逻辑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泛滥、泛化、演变与扩大，夷狄已不单指非我族类的化外蛮民，与正统主流治人者悖逆的所有敌人、敌对者，其实都被归类为

“匪夷所思”的夷狄或类夷狄。

　　于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和大小治人者，不论其标榜的是黄老之学还是儒家圣教，在对待敌人、忤逆、异己、夷狄、贱人、奴仆等“非我族类”、“非我侪党”时，几乎都是“勿加抚恤”、“尽行芟除”，杀戮酷刑，无所不用其极，而这样的行为在法理和道统上与圣教仁政并不冲突，不辱“圣人之道”和“我朝向以宽厚待人”之说教。所以，作为大儒的曾国藩对残酷杀戮俘虏的行为说成是文化和国情使然，也绝不是狡辩和矫情，而是他的真实想法和看法，是合于他认为和尊奉的道统与圣教的。因为太平天国将士在曾国藩看来已经是毁我中华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籍、奉洋教以张目的“非我族类”的夷狄，那么无论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杀剐砍剁，剜目剖心，全部芟除，都是合理的、正常的、文化的、正义的，都不涉和无关于圣道与人道、仁义与礼仪。换言之，这样的行为正是为了维护和昌明他所认为的圣道与礼仪、仁义与文化，是他兴兵讨逆的主要目的。在中国国情和文化的语境中，曾国藩对太平军被俘者的剃头、虐杀等残暴行为，不仅不会受到指责，反而会被普遍认为是理所应当，是摒弃妇人之仁的大英雄行为和壮举;不但不会有任何内疚自责，反而充满了大义凛然和英雄豪气，极端的心安理得，绝不会像二战时期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美国飞行员那样，虽然自己的行为是受国家之命且代表着战争中的正义力量，但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使他的心理饱受内疚的折磨，最终选择自杀。不同的文化及其逻辑使人在对待相同或相似的事物时的态度和行为，竟是如此之不同，差距有如天壤。

　　晚清已成历史，但支撑大儒曾国藩对敌人俘虏残酷虐杀毫不仁义且心安理得毫无内疚的文化和国情的逻辑，却并没有成为历史而是随着历史不断延伸，生命力依然旺盛，渗透到我们的心理和话语中，比如在政治斗争中将对方“匪化”，称之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就是将对方夷狄化从而为己方的行为正义化和法理化，比如在很长时期内主张和提倡的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除恶务尽、斩草除根、痛打落水狗、不对敌人施仁政、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等等，都是这种文化逻辑的表现和反映。这种文化和国情的逻辑与力量如此之强大和绵延不绝，所以在它所构成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曾国藩的伟人大儒和英雄形象，被近现代中国截然对立的政治力量和派别都予以承认和尊奉，过去如此，于今在一些人中亦复如此甚至于今为盛，尽管现在据说已经进入了现代或后现代，尽管曾国藩大战太平天国的那段历史已经过去了百多年。

李鸿章用淮军打败了太平天国的谁?

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具体如下：

1862年（同治元年）11月18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

1863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于上海，是其创办洋务之始。1863年7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这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清廷赏骑都尉世职。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1863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

灭太平天国的戈登的生平

1、平凡的早年

戈登(CharlesGeorgeGordon)生于1833年1月28日，父亲是英国皇家炮兵部队的一位中将。戈登幼年就读陶顿公学，15岁进入皇家军事学校，成为一名士官生。军丨校里老生常常欺侮新生，一次晚餐后，一个高年级士官站在楼梯口挡住新生去路，不让他们通过，戈登径直上前，低头猛撞此人腹部，这个士官一路滚下楼梯，摔出门外，为此戈登几乎被开除。戈登早年表现出的这种宁折不弯的强梁个性，伴随了他的一生。

1852年戈登军丨校毕业，进入皇家工兵部队，军衔少尉，派到威尔士潘布卢克(Pembroke)修建海港设施。20岁的戈登正处於建立人生观的阶段，在一个名叫德鲁(Drew)的好友影响下，戈登成为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神学著作，在和他姐姐的通信里表现出强烈的宿命论观点：“上帝掌握世事发展的方向，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好像马背上的骑士决定马的前进方向，无论马乐意还是不乐意。一个人想要快乐，就得象一匹俯首贴耳的马一样，对任何事情都要做好准备。一切事情的结果都有上帝安排。”

1854年，戈登自告奋勇加入英国远征军到克里米亚参战，先参与修筑冬季营地，然后到前线去测绘俄军的战壕。做这项工作需要经常从己方战壕探身眺望，然后描绘下来看到的俄军战壕走向，许多工兵因此被俄军狙击手射杀。戈登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按步就班地完成测绘工作，最后却毫发无爽。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后，戈登被派去测量土耳其和俄国的边界线，1859年返回英国。

1860年，第二次鸦丨片战争爆发，戈登跟随英军后续部队，于当年9月到达天津。由於来得晚，戈登错过了大沽、张家湾和八里桥等重要战役，只赶上了火烧圆明园。戈登在日记里记述英法联军官兵“洗劫之后纵火，以最野蛮的方式毁坏这些最宝贵的财产……每一个人都发疯一般地抢劫。”战争结束以后，戈登随英法联军在北京驻扎了一年多，然后移驻上海。这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兵势正盛，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於是一个建功立业的机遇出现在30岁的戈登面前。

3、苏州杀降

李鸿章初见戈登，眼前一亮，心中顿生英雄相惜之情。此前李鸿章接触的西方人，大多是盲流和武器贩子，和他们相比戈登真是鹤立鸡群。(作者按：下面引用的李鸿章对戈登的评价，译自英文史料，李鸿章原话暂时没有找到，留待以后弥补。)

李鸿章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对戈登的第一印象：“这个英国人戈登的到来，真是天赐。他的言谈举止比我所见过的西洋人强过百倍，那些人大多傲慢自大，令人生厌。”几个月以后，李鸿章陪同戈登的常胜军进行一次军事行动，他对戈登更为欣赏：“看这个英国人战斗，真是疲惫的眼看见美景，沉重的心喜获甘露……如果有什么能和曾国藩的学识一样让我敬佩，那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指挥才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鸿章对戈登的看法逐渐改变。7月，李鸿章在日记中写道：“不管戈登将军心中有多少狂想，他必须管住他那张嘴。”这句话事出有因。由於戈登禁止常胜军攻陷城池后大肆掳掠，他必须保证充足的军费来源。李鸿章供应淮军已经捉襟见肘，於是时常拖欠常胜军的军饷，大概是想迫使常胜军通过劫掠自给自足。不想戈登坚持原则，绝不松懈军纪。由於欠饷，常胜军几次哗变，都被戈登以铁腕手段镇丨压下去。戈登数次向李鸿章索要军饷未果，火冒三丈，公开指责李鸿章和淮军将领营私舞弊，截流常胜军的军费。9月，李鸿章对戈登的评价开始变得客观许多：“(戈登)有不少缺点，他心高气傲，脾气暴躁，没完没了地要钱……虽然我对他颇有微辞，但他的确是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依然很欣赏他……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较难相处。”

本来李鸿章和戈登可以相安无事直到战争结束，但“苏州杀降”事丨件使两人的关系到了决裂的边缘。1863年10月，常胜军和淮军开始围攻苏州。常胜军火炮犀利，苏州外围石垒、长城相继被破，太平军守将郜云官等人失去抵抗意志，通过淮军营官郑国魁联系，和程学启、戈登在洋澄湖密会。郜云官同程学启定下降约，戈登居间做保，因为双方都认为戈登最讲信用。11月29日，苏州守军投降。四天以后，郜云官等降将被杀，这就是“苏州杀降”事丨件，事情始末在谭伯牛的《战天京》一书中有详细记载，这里就不赘述。